民法典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权利，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69]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但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因为与苏联的体制有别，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和国家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追求贫穷、专制、野蛮和动荡，也不可能有人以违背爱国、敬业、诚信或友善等价值为荣。立宪党导民主制是立宪的党导民主制，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合法性问题有两个：首先是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然后才是对党导民主制立宪的正当性。卢梭本想将功利与正义结合起来，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之上，为此他区分了人民主权国家的公共人格和每个人的人格，区分了公意与众意。

然而马斯洛推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新之道。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阶级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分裂的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能够普遍化的意志一定是道德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在公民中一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被所有人所意愿而转化为法律的必然性，为此它只能欲求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能包含任何特殊的个别的目标，否则将立刻变质和瓦解自身。欲望改变了目标，过去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过去因为守法而获得了自由，如今则以自由来抗击法律。

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政党领导多个代表众意的政党，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的民主制度，而至今为止具有这种公意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在二值逻辑之下，所有的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要么善要么恶。

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图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制度设计本身又必须考虑目标的正当性和可行性、起点和约束条件。国家是建立于彼此同情的普遍的利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底的4万同时又尽可能希望得到9万。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个人主义主张个体至上，个人的利益是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每个追求统治权的阶级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并赋予其普遍性的观念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断言人性是恶劣的，所以有《君主论》。卢梭本想将功利与正义结合起来，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之上，为此他区分了人民主权国家的公共人格和每个人的人格，区分了公意与众意。

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王岐山对外方代表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67]所以抛弃了第一波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基础上的现代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竞争中败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73]。党争民主制可能是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无论是竞争议席还是竞争总统，其核心在于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竞争的。葛兰西指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6]，服务于公众并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因此，善治应该是法治德治并存，民主集中结合。一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在于其是否真正实现了它想要实现的价值，实际效果是检验制度的最终标准。

华生开创的行为主义则总是基于对动物的研究来研究平常人，特别重视统计方式，看到的是适应得好的人的状况。施特劳斯批判的也正是这种没有德性的民主制度。

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种表现。施特劳斯是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回到奴隶制度下的天然等级政治中：人不是天然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是来统治的。

似乎有一个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斯密和黑格尔相信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自然会促进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最终实现道德的普遍性要求。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68]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领导权的论述被列宁所接受。在施特劳斯看来，后现代性只不过是更彻底的现代性。

美国共和党之所以将施特劳斯抬到共和党革命教父的地位并非真是因为他对共和党有很大影响，而是因为施特劳斯的观点刚好符合共和党的政治需求，即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

这只是中国学界的主流，实际上在各个文明的开端，有关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就开始了，至今为止也没有停止过。黑格尔并没有挑战资本主义秩序本身，而是企图通过一个伦理化的国家来使这一秩序更加完善。

第三章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立国安邦的金科玉律，博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情感，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是民主立国的圣经。两党制的竞争模式可以简化问题和更好地反映党争民主制的实质，所以本文中的党争民主制特指两党竞争民主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以美国为案例。

立宪虚君制多采取党争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实质上也是立宪民主制。[25]施特劳斯毫不隐晦地宣示西方文明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探寻。卢梭指出，霍布斯和洛克将现代政治置于错误的起点上：只考虑人的需要的满足而忽视人对完满性的渴望，只考虑获取幸福的手段却忘记了幸福本身。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共产党代表绝对的普遍性，是伦理发展的最高形式。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历史的选择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参政党，是友党。对于人性的区间思维使道德的扬善功能和法律的抑恶功能都得以发挥。